回忆过去的那些岁月，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印记。
六十年代人提倡“勤俭”
七十年代人号召“奋斗”
八十年代人，“乐观”、“自信”开始树立起来。
九十年代人，欣赏的是“个性张扬”与“自我实现”。
零零年代人，主张的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想来如果能用某个词来形容不同年代的人。
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时代迅速变迁，生活日新月异，也在成长的孩子与父母间拉开了一条以代际为准的分界线，为上下两代人的相互理解造成了障碍。
甚至这种格格不入是覆盖到生活全方面的。
从衣食住行，表达方式，生活习惯，到时间观念，全都囊括其中。
这样一来，社会上也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儿，叫做“代沟”。
代沟到底是什么？
代沟本质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因为“这世界变化快”，上下两代人所产生的认知不同，价值观的偏差。
但偏偏许多人却不太重视这一点，只把注意力放在“我的世界你不懂”的结果上了。
于是乎，父母和孩子之间，越发因为缺乏换位思考而矛盾丛生。
两代人的“家庭战争”也一日比一日更普遍、更频繁，更激烈。
甚至远胜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
其实像边家老两口和儿子边建军之间的家庭矛盾，已经算是好的了。
因为他们毕竟是普通百姓人家，社会重大变化引发的后果，往往最后才传导在他们的身上。
重大分歧只是纠结于儿子的终身大事上，生活其他方面，暂时还没有什么不协调的。
反过来，要是再去看看那些社会阶层更高一些的家庭，对国家反向和社会氛围敏感的家庭。
尤其是父母因为公务，不得不长时间远离自己的孩子，对子女疏于照管的家庭。
这方面的情况，那才是最严重的呢。
像霍欣的家庭就是个尤为典型例子。
霍欣的父亲霍延平，十六年前离开京城，远赴欧洲常驻的时候，霍欣才仅仅五岁。
然而就在霍欣刚考上中学的时候，她的母亲也因为霍延平工作太忙，需要人照顾，去欧洲陪同。
这一下子，等于是霍欣在青春期，心理最敏感，情感最复杂的时期。
彻底离开了父母，被动的成为了一个留守儿童。
而后十年多的时间里，她与自己的父母就一直是这样远隔重洋的生活着。
除了每年一次，也许两年一次的探亲假，父母会回国看看她之外。
可以说，她和自己的爸妈就再没什么机会见面了。
甚至平日里，就连打电话的机会都很少。
因为这年头的国际长途太贵了，而且不是一般电话能接通的，那得专门到电报大楼去才行。
所以霍欣对自己父母在国外情况的了解，其实都是由姨妈黄新华转述的。
那可想而知，长此以往这样下来，这样的家庭关系会变得有多么生疏，多么脆弱。
虽然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会是骨肉团圆，相亲相爱的场面。
无论是谁，在对外表达的时候，都会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骄傲，引以为荣。
甚至霍欣因为有着这样的父母，在国内活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公主。
无论是姨妈、姨父、老师都刻意关照她，无论大院的孩子、学校里的同学都羡慕她。
多年来，她穿的、用的、吃的、喝的，都是最好的。
想要什么东西，几乎就没有得不到的时候。
但实际上，霍欣和她的父母，作为至亲，心灵上却距离得很远。
说句实话，这种关系着实的畸形。
彼此情感上的认同，实质上流于形式，完全是割裂的。
哪怕大家明明都知道应该一起努力去维护血缘上的亲近。
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时，仅靠生硬堆砌出的笑容里总有着演戏一样的因素，有着难以的生疏与客气。
尤其非常尴尬的是，在霍延平夫妇归国之后。
尽管他们尽了全部的心力，想要弥补多年来对女儿的愧疚，扭转这种不堪的局面。
但他们所期待的那种重塑家庭关系，三人能像正常父母和孩子一样，恢复信赖与亲密，几乎是没有可能再出现了。
因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事情是没法重新来过的。
霍延平夫妇忽然间就发现，自己的女儿不但早已经长大了，而且还长成了他们并不期待的样子。
女儿早就不再需要他们自以为能让她开心、幸福的那些东西了。
如今他们想给予女儿的，似乎反倒还被她排斥与嫌弃呢。
就比如说，这次霍延平和黄靖华归国前，精心给女儿挑选的礼物——一个德国根德牌（GRUNDIG）的小收录机。
女儿就没怎么当回事。
表面上虽然霍欣笑吟吟的接过来，也谢过了。
但她转手就送给了姨妈的女儿，她的表姐。
对此，霍延平虽然有点心疼自己几乎一个月的工资，外加补贴就这么没了，可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毕竟霍欣长期受到妻妹一家的照应。
他本来还以为这是霍欣有意而为，作为一种受惠于人的报答。
尤其看到妻妹一家对此是那么高兴。
他对女儿的不小气甚至还有几分默默的欣赏。
可很快他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
因为霍欣的大方的基础，是她真的不在乎，而不是出于报答和人际关系的考虑。
她自己用着一个索尼牌的小收录机。
远比那个根德牌的更时髦，更小巧，也更高级。
既可以别在腰间的皮带上，也可以放在书包里。
而且还有一副耳机。
可以随时随地，全情投入地听英语、听音乐。
完全不会受到嘈杂环境的干扰。
尤其是价格高昂，霍延平私下一打听，只有友谊商店里有售，而且要三百八十块外汇券啊。
那几乎能买一个大个儿的先锋四喇叭了。
再看看女儿听的那些磁带，几乎也有上百盘，还都是正版，没有串的磁带。
霍延平不禁为之暗暗咋舌。
便忍不住紧紧皱起眉头询问，“我们寄回来的钱，你全买了这些东西了？”
哪儿知道女儿直接笑弯了腰。
“爸，您也太小瞧人了。从去年起，你们寄给我的钱，我就再没动过，回头我就给你们存折。告诉您，这都是我自己的钱，我挣的。”
霍延平很难相信。
“你挣的？你的工资能有几个钱？”
“我们外企收入高呗，我的收入可比您多。”
跟着霍欣又公开发表对德国货的鄙夷。
“爸，不是我说啊，您看问题，不能太死心眼了。就比如，欧洲也不是样样都好，家电就差远了。您看您头几年从国外买回来那个傻大黑粗的电视，什么德律风根牌儿的。死沉死沉的。画面颜色也不好。您再看看人家日本货，那是什么样？还有您这回买的这小收录机，哪儿有索尼的好啊。您和妈呀，要是驻日就好了，如今在欧洲待的眼光都变差了……”
霍延平愣了一会儿，才明白女儿话里的意思。
“所以我给你买的你不喜欢，就送人了？可那再怎么说也是两百多块的东西啊。你这丫头就不心疼？也忒手大了点。”
霍欣却做个鬼脸，不甘地说，“可是，爸，我要怎么跟你说才行？我现在真的挺有钱的。二百多，三百多，有什么差别？不过我身上一根毫毛。我一个月最少两千块，而且多一半还是外汇券。”
霍延平这下真吃惊了，才明白女儿的狂妄来源于何处。
“啊！你一个月真能挣这么多？这都赶上我和你妈半年的收入了。”
霍欣不无得意，“所以说呢，您觉得贵，对我不算什么。”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无异于是对她老子的挑衅。
霍延平冷哼一声，话锋就转为了教训。
“胡闹！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你大手大脚的花钱用于享乐，这是多么大的浪费。你也考虑考虑你父母的身份呀。如果让别人知道这事儿。会怎么看待咱们？”
“尤其我得提醒你，现在各方面对外资企业的问题争议很大，你们公司还只是作为试点存在。以后怎么变说不好，还得等到上层全面权衡之后，才能下定论。”
“你呀，要注意影响，更要往长远去考虑自己的未来。”
但霍欣却非常不服气，将嘴翘得跟小猪似的。
“您怎么又来了？跟家里也打官腔。我自己挣的钱，怎么花是我的事儿。影响不好，那您穿我送您的西服，怎么不说影响不好？”
“反过来瞧瞧您自己吧，一个堂堂的大司长，出国那么多年，别说西服还穿着劣质品了。就连块名牌手表都买不起。而且怎么脑子里还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比起待在国内的人还更想不开。”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为什么国家现在开始放开鼓励个体经济了？只要不违法，我们就应该鼓励出百万富翁。”
这这话让霍延平更是不敢置信。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我们国家的原则是要追求共同富裕，永远不会出百万富翁！还别说百万了，就是十万也不应该！”
霍欣却冷笑一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难怪我们这么落后，都是您这样的人给耽误的。您就别少见多怪啦。我有个朋友，人家买画，一出手就是十几万的外汇券呢。”
“你的朋友？”
霍延平又是一惊，不由追问。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他是哪儿的人？他是干什么的？他平白无故，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霍欣皱眉，“您怎么跟克格勃似的。就连我交朋友也要查个底儿掉？我花钱您要管，别人家花钱，难道您也要管不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黄靖华听到丈夫和女儿的争执，忍不住从厨房出来打岔了。
“昕昕，故意和你爸抬杠是不是？我刚才听着就不对头，你刚才的话可完全脱离国情了啊。几百块的东西你说一根毫毛？你有多少毫毛可以拔？”
而这反倒给霍欣解了围。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我花的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交什么朋友更是我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她一扭头，索性离去了，就连饭也不在家吃了。
这不免让霍延平为此发出了忧虑的感慨。
“靖华，你看看，咱们的欣欣，是不是已经被惯坏了？”
不过，还别看霍延平嘴上是这么说。
可实际上，他要宠起女儿来，比谁都要厉害。
自从回到了京城，几乎每个礼拜，他就要抽出时间和妻子一起陪着女儿出去。
按他的想法，是要把这么多年，没陪女儿做过的事儿都要做一遍。
看电影，看演出，看比赛，去博物馆，去故宫，去长城，逛公园，逛商店，吃小吃……
哪儿热闹往哪儿去，哪儿好玩去哪儿，女儿无论喜欢什么，他都会慷慨地买下来。
他觉得，这一切都太应该了。
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啊，这么多年不在她的身边，欠下多少就得补多少。
他一直这么想着。
但很可惜的是，这件事，他也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
因为在几周之后，霍欣就为这种事儿开始哀求了。
“爸，您和妈就饶了我吧，好不好？别让我给你们当导游了。我也有我自己的事儿啊。我天天工作那么忙，得为了公事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的英语简直让我想去撞墙。你们绝对无法理解我的痛苦。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还得应酬那些用得着朋友。你们你们自己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我就不陪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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