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5月，对京城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相当纷乱、相当热闹的月份。
因为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鲜事儿，都是在这个月里冒出来的。
是既让人兴奋，感到刺激，又有点难以适从，手足无措。
至于个中滋味，到底是甜是苦，是酸是辣，还真没人说得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事，无不在证明老百姓的日子与过去相比，变化越来越巨大。
比方说，婚姻法修正后的效果开始凸显。
有三十六名妇女组成了一个“秦香莲上访团”，本月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
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
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
在这一轰动事件中，不但官司打到了中央，京城人也是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儿——“第三者插足”，并且为之热议了许久。
而结局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尽管在最高权威的过问下，三十六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都表示会慎重的重新考虑。
但在十年之内，他们还是全部离婚了。
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跟这些家庭开了一场天大的玩笑……
无独有偶，相似的事儿还有。
继国家对劳动体制做出改革推出合同制之后，经营体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最新变化。
为改善较小商业单位亏损严重的经营状况，国家也要把承包制这个在我国农村发挥巨大作用的经营手段，引入城市商业体系中。
从本月起，京城的每个区的服务局都派发了一定的试点指标，开始要求一般性商店尝试实行承包制。
这也就是说，政府开始允许一些规模有限、职工不多的便民商店和小饭馆的负责人。
在可以在保留公职的前提下，下海为自己赚钱了。
从此交足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但哪怕这种现在都让宁卫民眼馋的大好事儿，此时竟被大多数商店和饭馆的负责人争先抗拒。
就没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自负盈亏的。
捧惯了铁饭碗的人坐享其成惯了，已经没有独立自主的勇气了，就想趴在公家的背上活着。
于是服务局和不少基层负责人之间，就因为这件事闹得鸡飞狗跳，关系紧张。
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比各个单位硬性摊派国库券还严重。
过去再老实能干的基层干部一旦被点名要求带头，就都成了敢掀桌子的怒目金刚。
而过去下基层一直被奉若上宾的服务局干部们，无不遭受冷遇白眼，被视为要砸人饭碗的酷吏。
瞧瞧，国家求着个人去发财，给出了相当的优惠和扶植条件，都没人爱去。
奇怪不奇怪？
于是没办法，碍于推行艰难，底下的这些人大有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趋势。
服务局只好进一步放开承包条件，也允许基层职工毛遂自荐来承包小店。
原有负责人，如实在不愿尝试的，可另行安置岗位。
这下可倒好，基层职工倒有不少人愿意试试。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安分的投机分子，笃定国家不可能真让店黄了。
一琢磨虽说自负盈亏，可自己花的是国家的钱，头上还有公职呢，没什么实质风险。
能混个经理当干嘛不干？
那就阎王爷玩小鬼儿，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还有一些是只想好好做事的正牌人，不会也不屑拍马屁。
这类人有点能力，早对店里人浮于事意见大了，早就盼着自力更生，翻身农奴把歌唱。
甚至还有一些是受基层员工推举的老实人。
大家只不过是对原有经理怨气太大，盼着能随便有个人把原领导换掉罢了。
谁当头儿都比过去强。
不用说，这样一来，就成了破局的关键。
各个小店的原有负责人看到自己面临着要被取代的局面，难免阵脚大乱啊。
于是勉为其难的有之，灰心丧气决定让贤的有之，改旗易帜顺应大势的有之，跟服务局摆功劳讲条件的有之，甚至用匿名信报复领导的有之。
最终，承包制就在这样的乱糟糟的环境里，在各色人等不同的反应里，艰难的启动推行了。
毫无疑问，这是特殊时代才能提供的历史机遇。
很多的人都是误打误撞，机缘巧合，甚至是稀里糊涂，勉为其难才搭上这辆造富专列的。
也有很多人是出于同样原因，错失这样的发达机会。
正因为这样，从此之后的商业口儿，也就再没什么安宁之时了。
因为一旦所有人明白过来，上面递过来的这根看似要打人的棍子，原来竟是跟甜透了的甘蔗。
仍旧还免不了另有一番你争我斗的纷争啊。
这就是人性……
有意思的是，当老百姓的婚姻和工作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健康锻炼的事儿上，居然也开始闹妖儿了。
本月，京城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宣布停播广播体操音乐。
这标志官方已经无需再指令性地宣传与号召民众参与体育健身了。
人们群众已经完全可以凭自觉性，主动努力掌控自己的健康。
而锻炼身体的方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
事实上从年初到目前为止，就有老年人体育协会，钓鱼协会、风筝协会、龙舟协会等群众体育组织先后问世。
只是由于官方一下彻底撒手，民间完全率性而为，这样的大好事竟然也能走了味儿，庞大的隐患随之出现了。
假借科学之名的气功迷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的。
各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功法和大师，以鼓吹包治百病，神乎其神的疗效在民间招揽信徒，迅速壮大。
这一年里，光体育期刊上发表的健身气功文章就有一百七十六篇。
不用说啊，正是由于这种鼓吹之风越刮越大，才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误导上了一条歧路。
最终造成了远比当年打鸡血和甩手疗法更加荒唐且严重的恶果。
这只能说，盲从是万万要不得的。
哪怕愿望和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追求健康和幸福。
可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别人说什么信什么，往往就会事与愿违，造成恶果。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正如盲目去相信权威未必是好事，其实坚持自我个性，不愿意随大流，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
不信就看看这个时候的京城的理发业吧。
同样是这个月里，京城的胡同间骤然间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私人理发馆——个体发廊。
这些小店的经营者都是小年轻，他们和传统的理发馆最大的区别就是新潮前卫。
比如说，取名都是青春浪漫和洋派儿的风格。
什么“纷飞发屋”、“飘逸发廊”，又或者“威娜”、“梦莎”……
再比如说，室内装饰一定要把港台明星和外国明星的海报照片贴得满墙满屋都是，好夺人眼球。
屋里也一定要用四喇叭放着最时髦的流行歌曲，这叫背景音乐。
甚至连理发师自己的发型，那也是怎么特殊怎么来，要的就是个性的张扬。
而且保证是人们以前从没见过的，那说起来就是“港式”。
所以尽管这些小店通常设备简陋，卫生和安全条件与正规的理发馆根本完全没法比。
哪怕有些店主手艺的确不佳，他们只是吹嘘自己的手艺来自花城，其实不过是初学乍练的生手儿。
可就凭着“洗剪吹”三位一体的套餐服务和全方位打造的时尚理念，他们仍然把不少青年男女都吸引到了自己的店里。
于是从此，电视上和杂志上的新式发型便能很及时的“移植”到年轻人的头上了。
来发廊理发的人，大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头型和个人喜好选择发型，甚至自创发型。
理发从此再也不是万众如一，平平无奇的基本生活需要。
而是由此变成了一种演绎时尚的实在体现。
不过在大多数中老年人眼中，这也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一件事。
上岁数的人就不明白年轻人怎么这么傻，居然吃这一套。
宁可付出比理发馆多几倍的价钱，宁可照样排大队，坐下来还得耽搁比理发馆多一倍的时间。
也要让这些连推子都不大会用的主儿，把自己整出个不伦不类的头发来。
这日子，可真是乱套了……
当然，即使是时尚和流行，也是要分个层次高低的。
不同于几家刚刚冒出来，还属凤毛麟角，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的小发廊。
服装模特行业在国内已经发展了两三年，如今正在步入行业发展高速期。
尤其是这个月，甚至发生了堪称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
越发使这个一向饱受争议，本来就为民众所热切关心行业，彻底成为全国的焦点。
怎么回事啊？
那得说是许多巧合都赶在一起了。
一方面，是4月下旬，一场由轻工业部主办的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如约在京城召开。
沪海时装表演队随同沪海展团也来到京城。
4月28日，展销会开幕式在农业展览馆影剧院举行，沪海时装模特队首次在首都登台对公众表演，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再之后，就是为期二十天的演出如火如荼，场场爆满。
因为观众实在太热情，轻工业部不得不决定加演十天，把展销会延期至一个月。
应该说，原本这就是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事儿，已经是够轰动的了。
但偏偏和历史有所不同的是，宁卫民这小子还带来了巨大的蝴蝶效应。
同样是这个月，皮尔·卡顿服装公司策划，联合纺织部、经贸部和京城数家时尚杂志共同主办的首届模特大赛——“锦绣东方模特大赛”也正式对外官宣。
初步定于在6月下旬在京举行选拔赛。
参赛标准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市地区，面向所有具备实际登台经验的服装模特。
大赛报名简章宣称，只要具备基本的登台素质，符合身高一米七三以上，体重五十八公斤以下适龄女青年，携带演出单位的相关介绍信，均可前来参赛。
进入初赛的所有选手，会由皮尔·卡顿公司报销差旅费。
并承担三个月赛程内的食宿和培训的全部费用。
进入决赛的二十四名服装模特，皮尔·卡顿公司会与之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务合同，负责进一步培训和推荐相关工作。
于是这场赛事就把服装模特这个行业彻底带热了。
尤其正在举行的服装展销会，宛如烈火上浇了一瓢油啊，越发造成了一票难求的现象。
明明只是一块五毛的票价，竟然直接蹿升到五块了。
而且因为轻工部的紧急磋商和强烈要求，首届模特大赛，最终不但变成了三个部委共同主办的大赛。
纺织部出于业务交流目的，也临时决定，在展销会闭幕的当天，要把上次去日本西浦百货演出的那批模特们组织起来，与沪海服装表演队举行一次联合汇演。
这下可了不得啊，全国京沪两个城市最好的模特共同演出。
不用说，最后一天的票价那是一飞冲天，居然被炒到了十五元钱一张。
京城的票贩子们算是幸福了，彻底迎来了盛大的狂欢节。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更凑巧的是这个月，恰逢时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来华访问。
而且接风的宴会就安排在京城建国饭店。
结果宴会期间就发生了一件极为意外的情况。
敢情这位弗朗索瓦·密特朗莅临建国饭店的时候，从车上下来之后，在众人簇拥下，一走进酒店大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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