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卫民的行动很快，既然想好了，执行力就是杠杠的。
饮酒会第二天，他就打国际长途和发传真回京城，跟宋华桂和邹国栋阐述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当然，有的话是不能明说的。
比如五年之后，凭什么他就断定日本分公司会遇到大麻烦？
这事关日本经济结构的整体崩溃，他完全没法解释。
即便他说实话，公司那边也不会相信。
这么大的事儿，连各国经济学家都预测不出来，他凭什么“妖言惑众”？
所以，他也只能是从“卡位”的角度，来为宋华桂和邹国栋分析这件事的利与弊。
宁卫民表示，日本皮尔卡顿公司执意要在华大举投资建厂，本质原因是受日元升值影响，导致本土生产成本持续增高。
因此这个计划日方不大可能会放弃，这几乎就是他们维持外贸订单，保持公司利润的唯一出路。
哪怕华夏公司不肯帮忙，日方也必然冒险一试。
何况就是日方不来华建厂，就凭共和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能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条件，其他国际品牌也必然有想来建厂的。
那么无论哪家品牌来华建厂，都一定会对共和国的服装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并且会逐渐改变内地服装市场格局。
换句话说，一定会对皮尔卡顿公司的现有市场占有度造成威胁和损害。
所以既然阻止不了，与其便宜别人，倒不如与同出一脉的日本公司合作。
还能让华夏公司在未来的品牌大战中，多占据些主动权，分上一杯羹。
虽然日方的条件确实很苛刻，他们态度也居高临下，很强横。
表面上华夏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多，拿的回报少，似乎很吃亏。
可毕竟建厂是在京城，这是华夏公司的主场，最后综合来看，实际上可未必如此。
首先，日方的服装制造生产水平确实是让人钦佩。
华夏公司大可以通过合作引入先进流水线，从日方的身上学习先进服装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既能迅速提高“PC”品牌服装的质量和口碑，也有利于华夏公司为日后自己独立建厂积累经验和人才。
哪怕今后日方在这家工厂上的确大赚特赚。
可华夏公司只要能少走弯路，拥有自己的厂子，那用市场换技术，也是值得的。
其次，华夏公司掌握着政策疏通渠道和上层关系，是可以在方方面面卡日方脖子的。
如果日方仅仅只凭着股权上的优势，就想当老大，那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说句实在话，这种主客关系还得凭综合实力和心智角逐，并不是提前一纸文书就能约定的。
要往早年间说去，《红楼梦》的贾府怎么样，那几个大总管不都比主子富裕吗？
往解放前来说，被大掌柜玩弄于股掌之间，耍得滴流乱转的东家，那也海了去了。
要不怎么会有刘宝瑞的相声《假行家》呢？
要再往近前了说……咳咳，大家能在一起共事也是缘分。
总之，宁卫民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只要成功立项，双方确定要合作。
之后的进展快慢和节奏，其实完全掌握在华夏公司的手里。
日本人只能眼巴巴看着，手根本够不着。
就拿建厂来说，批地，施工，物流，任何一环节，华夏这边只要随便扯扯皮，玩玩花头，就能让红头文件下不来，拖上几个月。
何况只要钱到了位，怎么花，往哪儿花，什么时候花，那还不都是华夏公司说了算嘛。
说白了，钱没到位的时候，给钱的是爷爷。
但钱要到了位，给钱的就是孙子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在开始立项上可万万不能拖。
华夏公司不好日方讨价还价的，应该尽快敲定双方合作的条件，让日方拨款才是。
不为别的，就因为建厂投资巨大，而日元升值趋势是长期的，可见的，人民币的前景却多半会持续性保持弱势。
那么越早让日方对大陆进行投资，对华夏公司越划算。
越是在一开始的合作条件上纠结，打持久战，华夏公司其实越吃亏。
也许争了半天，争取到的东西还不如汇率变动所造成的损失。
宁卫民这番高谈阔论和深谋远虑，不可谓不替华夏公司想得周到，分析得透彻。
无论光明正大的好处，还是私下里能操弄的利益，都替华夏这边算计到位了。
那是煞费苦心的，想让华夏公司有一天能取日本公司而代之呀。
然而宋华桂听了却只赞同一半。
对于双方合作条件不对等这点，宋华桂倒是不太在意，认为可以接受。
但以宋华桂的道德标准，她是看不上宁卫民这么阴奉阳违，表面上打着合作的幌子，背后却惦记着耍阴谋诡计的。
她是真心觉得经商需要遵守契约精神，对待合作伙伴也该以德服人。
特别是对同一品牌的日本分公司，毕竟还有一份香火情呢，就更该以诚相待。
在她看来，中日双方因为分属不同国家，原本就有文化上的陌生感，不容易磨合，宁卫民这么干只能加重彼此不信任，那这事儿的结果还能好的了吗？
从来要想成事都得劲往一处使，就没听说互相都惦记咬对方一口，还能得到好处的。
因此宋华桂很严肃的告诫了宁卫民一番，让他把不规矩的心思都扔掉。
答应人家什么条件就该信守承诺去认真做到，为什么非要在背后给人家挖坑，去行见不得光的龌龊事呢？
钱可以少赚，但格调不该丢，不要自甘堕落，枉做小人。
还说任何合作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倚重和信任，如果贪小利失大节，这是得不偿失的。
不得不说，大概是从小到大都活在象牙塔里的原因。
不但自己是学艺术的出身还嫁了个艺术家，善良的宋华桂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阳光普照的。
所以她行事就不免有点迂腐，很有点像是西游记里的唐僧。
可绝就就绝在，虽然挨了批，宁卫民这孙猴子却偏偏还没法生宋华桂的气。
因为宋华桂是个真正言行合一的人，她对日本人都尚且如此宽厚，就别提对宁卫民有多厚道了。
别的不说，就说谈完这件事后，宋华桂主动跟宁卫民谈及拉杆旅行箱的利益分配问题，询问他打算怎么运作这个项目。
宁卫民小心翼翼提出自己的想法。
说想用这个专利来换取易拉得公司的一部分股份。
然后再以易拉得公司的名义，以有偿方式把专利授权给华夏皮尔卡顿公司和金利来，三家企业就可以一起生产拉杆箱了。
他心里惦记的是，这么着好算账，而且等于又重新获得了易拉得领带的专利。
今后把这两项专利再授权给别的企业，他还能源源不断获得授权收益。
而皮尔卡顿和金利来也会利益均沾，还能变相降低了授权使用费。
没想到宋华桂不但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而且一口就答应了。
直说这个办法好，基本上算是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很公平。
根本没用宁卫民多费什么口舌。
不过这件事要想最终确定，还得跟金利来的曾宪梓进行协商和沟通。
经过三方的共同评估，才能确定股份置换和转让的比例，以及授权费的收取标准。
想想看，没有勾心斗角的唇枪舌剑，没有贪得无厌的针锋相对，更没有借势压人和威逼利诱。
若不是有一个这样人品贵重的老板，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
也就难怪宁卫民心里熨帖，更死心塌地，为宋华桂效力了。
这就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啊。
更何况话说回来了，虽说宋华桂是反对宁卫民私下里给日本人刨坑下绊儿，用不光彩的手段在利益上找平衡的。
但宁卫民并不缺少志同道合的同盟军，而且他的队友们也很给力。
邹国栋，对于日本人同样没什么好感。
在这件事上，他和宁卫民的看法几乎一致。
认为无毒不丈夫，日方既然苛刻强横，把他们当软柿子捏
那就该让小鬼子自投罗网，吃点闷亏，长长记性。
因此表面上虽然没说什么，私下里却又给宁卫民回了个电话。
告诉他说，宋总顾不上这事儿。
如果谈成，国内建厂的事儿一旦进入实质性阶段，恐怕还是自己来负责对接。
自己不但完全支持他，财务部熊健民也愿意配合，让宁卫民尽可随意发挥。
最后就是顺便问了问，日元应该继续持有还是见好就收。
听宁卫民回复说不要怕，起码能拿一年，肯定还能涨下去。
邹国栋简直乐疯了，头一次夸宁卫民是公司的功臣。
还在电话里主动许诺，说真等公司的大厦盖起来，到时候一定给宁卫民安排一间朝向好的房间做办公室，绝对比自己的办公室面积大。
瞧瞧，这不就有了八戒和沙师弟了嘛。
而且这八戒还不贪吃，这沙和尚还能管账，通经济。
哪儿找这么完美的团队去？
就这样，到了第三天，宁卫民又紧锣密鼓的和日方接触上了。
不用说，宁卫民连社长长谷川英弘的面儿都见不着。
要想真正促成此事儿，还得先解决高田副社长和石川监事才行。
否则即便他代表华夏公司，答应接受日方不合理的苛刻条件。
怕这两条存着私心，打心里盼着他打退堂鼓的拦路虎也会从中作梗，让这件事无谓多生波折，甚至被搅黄了。
具体怎么做，其实说来也简单，对症下药呗。
有私心的人，当然还得用私利才能打动他们。
而且高田和石川的利益诉求还是有所区别的，对他们还能进行分化。
宁卫民从谷口和香川透露的信息中，早就敏锐的发现他们俩其实也不是一回子事儿，一个管销售渠道的，一个管财务的，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所以宁卫民这次就没去找高田，而是先去单独见了石川，打算先攻克他这一关。
宁卫民先告诉石川，说华夏公司经过研究考虑，虽然对日方的条件不是很满意。
但考虑到大家都是同一品牌，此举确实对提高品牌含金量有益，最终大家都能受益匪浅。
于是还是打算接受条件配合日方建厂，请石川代为转达华夏公司的诚意。
不过，还是希望日方再考虑一下华夏公司的商品在日销售的问题。
总不能有来无往，日方都跑到京城建厂了，可一点好处都不让华夏公司从日本捞。
华夏也可以开放本土市场给日本公司嘛。
还可大家的货物在款式上和品类上还是略有区别的，为什么不互通有无呢？
另外，华夏公司对投资额度和持股比例也有异议。
鉴于华夏公司的经济实力偏弱，最多只能出资三亿日元。
所以愿意在政府关系，税收优惠，工业监管，以及拿地成本上多出些力，来换取合资厂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还希望日方能够体谅，多在资金投入和生产技术方面多承担些责任。
果不其然，这样的表态让石川方寸大乱。
他对于宁卫民的要求，就显得极其敷衍，言不由衷，根本提不起精神来。
不过没关系，宁卫民很快就表达出对合资厂财务方面的担忧。
他口称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对于合资厂来说，现金流才是最重要的，华夏毕竟是穷怕了的第三世界国家嘛。
要是日方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并且保证财务部门的工作运转正常，那什么事儿也办不好。
所以华夏这边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很希望能石川监事本人能亲自负责与华夏公司这边共管合资厂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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