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老年人的天堂。
相传在古代日本，一些过了七十岁的老人会被儿女背到山上自生自灭。
这样的山，在日本被称为“弃老山”。
1956年，日本作家深泽七郎就以“弃老山”的传说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楢山节考》。
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获得了1983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而这个日本的传说，一方面说明了古代日本的贫穷，无法给老人善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的“终老观”。
也就难怪在日本，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时，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反而会让老人生气呢。
精日份子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日本老人的骨气。
觉得日本社会居然连老人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素质得多高啊。
可他们却不懂得，造成日本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其实更多的是源于古代日本“弃老”的传统，给老人造成的恐惧感和精神压力。
这种文化背景下，哪怕进入了现代社会，日本老人也依然不相信自己能“老有所依”。
不相信当自己变得无用时，子女还会孝顺。
天天想得反而都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道理。
所以才总要试图证明自己还有用，才那么怕被嫌弃。
这只能说相对于华夏，从古至今，日本老人都要可怜得多。
大概也是因此，日本的家庭从来也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不像华夏家庭那样，是血缘和利益的双重联系，连接非常紧密。
尤其时间和金钱这两样东西，日本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界限非常清楚。
日本的父母既没有给子女办婚事经济贴补的心气儿，更没有对帮助子女养育第三代的义务。
反过来子女对于父母流离失所，流浪在外，也可以不闻不问，心安理得任凭父母“享受自由”。
所以客观来说，日本的家庭关系只能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已。
日本的父母和孩子之间，永远看起来就像邻居一样客客气气。
而赡养老人的责任，则全归于日本政府，在于日本社会的福利性制度。
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在日本经历了战后复兴，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政府制定了《国民年金法案》和《老年人福利法》之后，一直到小泉执政的2001年之前。
日本的养老产业不但在急速发展中，日本的老人也一直在享受着日本经济崛起带来的丰厚果实。
在那段时间之内，日本老人的养老条件确实是相当滋润啊。
不信只要算算经济账就知道了。
首先，日本养老金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厚生年金，面对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
这种养老保险，工作时由个人和企业、政府部门对半缴纳，在职工退休之后陆续发放。
另一种是国民年金，面对的是自由职业者，这属于一种个人保险行为。
像小商小贩，演艺人员和艺术工作者，这类没有企业保障的人自行按月缴纳保险金，同样在退休之后可以领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家庭主妇不但可以在不缴保费的情况下同样享受到国民年金的养老保险。
而且在丈夫没有退休的时候，企业和政府还会在一家之主的薪水里增加一项给予家庭主妇的专项“配偶补贴”。
这种做法还是十分人性化的。
这么一来，也就意味着日本大部分家庭在夫妻俩双双达到退休年龄后，每月就能有大致二十五万円的养老金了。
按眼下的汇率相当于两千五百美金。
如果再等几年，到达泡沫经济巅峰时，差不多能等同于四千美金。
相对而言，每个月两个老人的正常开销也就十五万円。
相当于每个月一对身体健康的老年夫妇都能存下十万円。
其次也要知道，在泡沫经济垮掉之前，这段时期退休的日本老人基本上都是以很划算的价格购买的自有住宅。
平均只花费了他们的五年的收入，而且还早已经还完了购房的贷款。
不但无债一身轻，大多数的日本老人手里甚至还有不菲的积蓄。
最后再加上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可不是六十五岁退休，而是六十岁。
比起小泉执政之后的退休老人，少交了五年的保险，反过来还多拿了五年养老金。
这里外里差哪儿去了？
一对退休的高龄老人拥有上千万円的现金，在当下是普遍情况。
完全可以说，这个时代，生活在日本大城市里的每个老人，都是移动的钱袋子，是最有钱的消费群体。
尤其是丈夫能做到课长职务以上的家庭。
基本上在一家之主退休之后，都会把环球旅行定为马上要去实现的计划。
也就难怪美国的媒体会把这个年代的日本评价为最适合养老的国度了。
那么可想而知，宁卫民销售新一代的拉杆旅行箱有多么顺利。
实际上，虽然老人们对他打来电话的时间颇有微词，有些人会认为拖得晚了点。
但没有一个人对预定之事反悔，说不要拉杆旅行箱的。
甚至因为经历了一次艰苦的旅行，有的人还要加购的，不乏一口气要买下大中小三种尺寸旅行箱的阔主儿。
结果明明只是二十几对夫妻留下了电话和地址，最后却卖出五十多个箱子。
这帮日本老头老太太甚至连价格都不划，要的基本上都是最高档的品牌——皮尔卡顿。
宁卫民只是雇了辆货车，自己当了几天送货上门的搬运工。
就轻轻松松入账将近四百万円。
等于是用五十多个旅行箱换了一辆丰田皇冠，这多大的利？
还别说宁卫民狠，谁让这些日本老头儿论年龄，应该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鬼子呢。
要是把他们都给弄一起突突了，或许是真有冤枉的。
但要是把这些老头儿排成一排，隔一个枪毙一个，漏网之鱼绝对更多。
宰他们……宁卫民的心不亏。
至于说到开办公司一事，因为宁卫民房子是现成的，又有自己的律师、税理士，连日语的书写能力也有了极大进步。
他去完成注册手续，申请藤本一点不费力，完全按规矩走就完了。
毕竟只是个做进口业务，为三个拉杆箱品牌做代理的小公司而已。
又不牵扯到食品安全和工业生产，手续简便得很。
就连外国人通常头疼的问题——在日本银行开户，对他来说也不难了。
毕竟ATM机漏洞事件之后，他已经跟住友银行方面建立了一定联系，还有了高额度的信用卡。
不出意外的话，一周之内他就能完成所有手续。
仓库的事儿也不难办，花钱的事儿而已，拉杆旅行箱也不是多占地儿的东西。
他通过香川美代子的帮忙，在赤坂附近很容易就找到一处一百多平米的库房。
价格是一平米月租八千円，九十五万円一个月，暂时看已经够用了。
而对于这个完全属于他的第二家企业叫什么名字的问题。
他遵循了日本人的习惯，起名为“大刀商社”。
这个名字的由来很简单，但凡是华夏人，都会唱这么一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言简意赅，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对日本人宣告。
老子就是满怀恶意来你们日本揩油的，就是代表华夏人民翻旧账的。怎么地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实和理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他战略上确实目标宏伟，路线正确。
可暂时却得因为一些战术上的不利因素得克服，只能暂时隐忍苟着。
要知道，这年头的日本人失业率实在是太低了，他这样一个华夏人开办的小公司，招人真不是一般的难。
别看应届大学生现在正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可他的广告贴出去之后，连个野鸡大学的毕业生也没联系过他。
连把薪水提高到三十万円一个人都没用，虽然通常情况下，刚入职的大学生只有十六万円到十八万円的薪水。
不为别的，就因为“一根筋”的日本人，没人觉得他这样的皮包公司会有前途。
后来他降低了学历条件，才有人打电话来请求面试。
但在日本社会经济整体欣欣向荣，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而且女性大多数都不工作的情况下。
可想而知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不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想要改邪归正的。
就是吊儿郎当了半辈子，连学都没怎么上过的日本混子。
这样的人他怎么雇啊？
能干不能干单说，肯定会闹出麻烦来，完全不符合他图安稳太平的需要。
其实日本也有农民工的几乎都来自于日本东北部条件落后的农村。
就像左海佑二郎这样的人，素质还是不错的。
能吃苦，也认字，还听话，雇来挺划算。
可宁卫民一时不知道这些人窝在哪儿，自己去哪儿招聘，又该怎么取信于他们。
就这样，最后宁卫民想来想去，实在没别的辙了，也只有另辟蹊径，打起了寡妇、离婚妇女、贫寒家庭的主妇和残障人士的主意。
这才算凑合上了几个虾兵蟹将，勉勉强强把一个公司的架子给撑起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么对付的好处就是人力成本低。
要知道日本社会雇佣规则，向来是女人薪水比男人低。
宁卫民没这样的习惯，他不搞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仅仅是比照正常男雇员的工资定薪水，就让这些女人满足的不得了。
特别是对于残障人士，首先政府会给雇佣残疾人的公司提供调整金，其次残障人士雇佣及税金扣除制度等也被优化了。
宁卫民反而少花了钱，还得了人心。
考虑到他目前业务的单一性，不需要职工太有能力，只要细心本分。
这么办其实还是性价比挺高的。
唯一始终空缺，难有合适人选的职位就是货车司机。
这算是技术工种了，还得让人放心，不是一时半会能找到的。
如果需要送货，也只能先用临时雇佣的方式对付着了。
至于最后说到和旅行社方面的接触，虽然和宁卫民一开始预想的不大一样，但进行的也算是大致顺利。
宁卫民可没敢直接去HIS、JTB、日本旅行，这样的大型旅行社谈。
为了试水，他先对照名片联系了一下机场遇见的那个导游，知道他在“大和观光”工作。
然后按照对方口述的地址去了江东区，找到了对方上班的大和观光连锁店。
等了半个小时，才和这家中型旅行分社的部门社长见面，一起进了专供接待客户的咖啡室。
但宁卫民精心准备的演讲有一半都是白费力气了。
这时候的日本人虽然对华夏人的诚信问题还没有太多成见。
基本上宁卫民怎么吹怎么是，他说什么，对方就信什么。
尽管对方一直是很有礼貌的听着，但日本人办事死板的劣性和墨守成规的惰性，也在这位分社负责人的身上展露无遗。
当宁卫民扯虎皮拉大旗，终于说完了他对于开辟中日旅行线路一事建议后。
对方只是面无表情的告知，说兹事体大，需要总社做主。
他们是分社，只要按照总社规划好的线路，把旅游产品卖掉就好了，建议宁卫民去总社去谈。
他这个部门社长没有与宁卫民商洽这件事的权力。
好嘛，这一个软钉子给碰的！
直到这个时候，宁卫民才琢磨过味儿来，
合着作为分社的负责人，这位部门社长压根就没有什么上进的动力和野心。
他只想自扫门前雪，过过舒坦日子。